急诊人满为患 医护带病救人 “一个干倒再上来一个”？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外，120救护车排队等候。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据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报道，今年冬天，秦玉红已经一个多月没有离开医院了。

虽然在城门外，但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已经恢复了很多，街道上又恢复了车水马龙。这位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正在经历他20年职业生涯中最困难的时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看到急诊人次不断破纪录，从日均100多人次到四五百人次，最高时达到640人次，增长了5倍，120救护车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急诊大楼前。

“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这个数额超出了我们的咨询能力。”2022年12月30日，秦玉红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网记者，“政府说要收，我们也在努力做。”

白天，除了睡觉，他几乎没有时间放松。当他走得快或说得快时，他会喘粗气。智能手表上的监控显示，最近他的睡眠时间一直保持在5个小时左右，晚上经常被科室的电话吵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即使坐下来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还在挣扎。

刚刚过去的12月，疫情像海啸一样席卷中国，奥米克隆面对疫情的各省市县医院都有些慌乱。感染潮带来的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冲击发热门诊、急诊科、呼吸科和重症监护室，造成多个地区医疗挤兑，医院超负荷运转。

现在从北京各医院的情况来看，感染高峰过后，发热门诊的门诊量在下降，但门急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来看病的多是老年人，接受观察和抢救的危重患者数量还在攀升。秦玉红明显感觉到，北京此刻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高峰”。

"你必须坚持下去，你不能倒下，你不能当逃兵."秦玉红说：“要倒，就一定会倒在冲锋的路上，不会背对敌人。”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送来一名患者。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急诊，医护拼命。

这家三级医院的急诊科原来只有一个诊室，现在已经开到了三个。每个医生每天还是要看100多个病人，太忙了。有时排队的人超过100人，患者往往要等上四五个小时才能看病，甚至还会吵吵闹闹，大打出手。

原来急诊科有10张床位，用于危重病人的急救和观察。最近，有多达41个床位。"把它推开，在地上放一把椅子."但是现在，急诊室没有地方加床了，呼吸机也用完了。“气管插管的有11个，无创呼吸机的有六七个。”

秦玉红这几天接到很多要床的电话，但是他也没办法。“我硕士的同学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不敢回他电话问我要床。我真的没有。”他无奈地说。

但医院不仅床位不足，急诊室的氧气管接口都被占满了，有时两个病人需要共用一个氧气接口。医院紧急搬来了4个大氧气瓶和5个小氧气瓶。“北大国际已经向急诊科支援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包括可移动的床、可以呼叫的呼吸器、氧气瓶。”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室，一名患者在吸氧。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门急诊从3个增加到6个，急诊室床位一度从16张增加到70张，每天抢救近百人。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的东院，急诊科也在那里

感染潮来了之后，病人越来越多，秦玉红和他的战士们却一个个倒下了。

“我们的保护级别是第一个被降低的。没办法。你必须工作，所以急诊是第一个被感染的。”秦玉红告诉记者，去年11月，急诊科也有一个“红区”。核酸阳性患者在红区接受治疗，医护人员进入红区必须穿防护服。但到了12月，“一切都变了”，红区那么多病人挤不下，抢救床位不够。医务人员开始不知所措，他们穿着防护服的工作受到限制。他们干脆脱下防护服，全力抢救病人。

2022年12月6日，秦玉红也被感染。刚开始只是低烧，症状比较轻微。他没有选择休息，带着病继续工作了10天。同时，几乎每天都有同事因为感染摔倒。当时其他部门的支援还没到，急诊还是靠自己的手支援。

“只要你不发烧，或者你感觉好了，就回来工作。”秦玉红说，到12月中旬，一线医护人员已经快累垮了，而前来看病的病人只增不减。

2022年12月16日，秦玉红要连续上四班，白班、夜班、夜班，“40多个小时没睡觉”。17日开始出现呼吸困难、水肿、咳血等症状，喉咙发不出声音。这位51岁的老人终于崩溃了，但只休息了一天就匆匆赶回了急诊室。

这位曾经带队支援湖北的医生认为，3年前的那段时间是他最难熬的时候，但他没想到，3年后的现在，他“比当时累了3倍”。最近秦玉红很累，心情不好，晚上经常失眠。

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急诊实行两班倒，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夜班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以前一个医生可以管3个病人，现在要管10个病人。一些前来支援的年轻医生已经筋疲力尽，其他科室的主任亲自前来支援。“上了两节课我就受不了了，说‘这太累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最近门诊量翻倍，急诊床位从6张增加到15张。由于人手不足，45岁的急诊医生南庚经常24小时值班，但仍有许多病人排队等候。

“很多医生真的是主动争取，说‘只要我能站着，我就能回来’。”"闫楠告诉记者，"即使我带病工作，也可以和这个科室分担一部分，让患者尽快看病。"

在河北，一家二级医院也面临着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却还在拼命抢救生命的情况。

“加班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医生身体也不舒服。”医院相关负责人冯小妹告诉记者，“但是没有办法。这么多病人，医生一定要治！”

很多感染后迅速重返工作岗位的医护人员都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赶不上感染前了。他们有的上班咳嗽，有的生病给病人输液。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急诊室里，一名39岁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医生已经报了辞职。“他看到疫情也没走。”感染后，他努力了两天，然后开始发烧。最后，他受不了了。

这是秦玉红最近一直担心的问题。医护人员在如此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倒下，该怎么办？“这不能持续太久，我真的受不了。我热爱这份工作，但我的身体有极限。”只是面对现在的疫情，他不敢想太多，只是努力。

感染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不如过去。即使在带病工作了许多天后，他仍然呼吸困难，咳血。他从未去做CT扫描。“我不敢。如果你真的变成了新冠肺炎，你必须休息。坚持住。”秦玉红说。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医生

在比北京更早经历感染潮的河北某地，感染高峰已过去20多天，但老年重症患者的救治压力仍未缓解。

“目前，没有下降的迹象。”2022年12月28日，上述二级医院相关负责人冯小妹告诉记者，她原本估计要一个月才能结束这场战斗，但现在的情况让她大吃一惊。医院持续超负荷运转，她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打。

医院的停车场停不下来，电梯的运力也很紧张。她从医院食堂的用餐人数可以看出，患者人数还在增加。

当更多的人亲身经历感染时，许多医生告诉记者，实际情况有些超出预期。

“放开后，发热门诊很快就不行了，大量病人涌入。”秦玉红也觉得，“这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后来急诊科迅速调整治疗流程，收治更多发热患者，缓解了对发热门诊的冲击。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发热门诊主任荣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受到感染时，就开始觉得不对劲。他开始评估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染情况，发现“和我们最初看到的情况不是特别吻合”。

“那个阶段，医院还在严格把关，我们每个人都在做抗原筛查。筛选出来后，我们会隔离观察。只要筛选出来的，都是对症的。”容说，“它是在后期放出的，而且确实是。事实上，症状会比我们想象的更重。”荣被奥米克隆击倒，第5天就迎来了发烧门诊的高峰。“整个人的骨头就像被拆了一样”。

“北京的疫情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病毒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充分。”荣说，2022年12月19日，他开始在自己的科普直播中提醒观众“这个东西需要警惕”。

在荣出现症状的第一天，他还在值夜班，第二天他就开始筹划新的病房。“当时我想，没关系。车不倒，就推。”容易慧说，“中午，我在床上被直接翻了个身。两个小时，嗓子完全哑了，上吐下泻。”但他只休息了两天就回来了。

那段时间，系里15个人被14个人打倒。“就像堵住了一个枪眼。上来擦干，再上来。”医院也迅速从其他科室抽调人员进行补充支援。

“在早期，大约70%的人实际上是开了药，慌慌张张地去看病。”荣说，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许多医院连退烧药都没有了。“新国十条”发布后，考虑到退烧药用量会激增，他所在的医院保持了两个月的正常用量，但很快就被抢光了，药店开始到处找药。“我们也低估了普通人囤积毒品的能力。”

2022年12月中下旬，发热门诊人次从200多下降到100多。“最近70%以上都是老年患者，长期反复发热，病情比较严重。”荣告诉记者，一些年轻人在网上看到“白肺现象”或心肌炎后前来就诊。“在我们筛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年轻人出现白肺，也没有发现严重的心肌损伤，心肌受到了一点点影响。”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北京朝阳医院发热门诊候诊区的老人。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随着疫情的发展，治疗的压力开始从发热门诊传导到急诊和重症监护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急诊科的压力出现，马上就是一系列的连锁。最近你看到120床位的需求大增，还有重症床位和住院床位的数量，比如人们说一床难求。”

“我们以为患者数量会增加，但大家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尤其是

这让医院有些措手不及。面对大量的老年患者，包括老年危重患者涌入医院，医院一开始表现的有些恐慌，没有床位，很多患者接受不了，感染后刚复工的医护人员也承受不了。医院一直想尽一切办法调配人手，混编队伍，协调科室，增加床位。

在它发布之前，冯小妹的二级医院囤积了一到两个月的帕罗西汀，当时已经用完了。药店有了新的采购计划，但目前这种药的供应量有限。许多有创呼吸机、无创呼吸机、脉搏血氧仪等。已经加到医院了，但是“不好买，而且没货，所有医院都在要”。

秦玉红还表示，他所在的医院已经做了相关预案，但目前帕罗西汀、阿兹维丁等药物仍供不应求，药店也在积极协调。“本来我们说，咱们来个5米高的大浪，结果是50米甚至500米！又来忽悠我们，完全出乎意料。”

荣认为，虽然重症和肺炎的发病率不高，但由于感染基数大，绝对数字会增加。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虽然奥米克隆突变株的致病性有所下降，但感染人数巨大，重症病例的绝对数量不容忽视。”

在很多医院，感染高峰过后，大量老年人涌向医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感染了新冠肺炎，导致基础疾病或肺炎的加重，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住院治疗。

“冬季是住院高峰期，是呼吸道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内科疾病的爆发期。”某三甲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刘告诉记者，“以前冬天一床难求，现在这个因素会让这个需求翻倍。”在他看来，我们应该把困难想得更大，并予以重视。

“比如说，这就像打一场战争。我已经把人，武器装备，甚至粮草都准备好了，但是真正到了战场，你会发现敌人比我想象的多很多。这个时候我怎么打这场仗？”近日，央视记者在采访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时问道。

焦雅辉说，“我们要求医院统筹所有的床位资源，全院的设备，全院的床位，全院的医护人员。发热门诊有大量患者时，全院支持发热门诊；现在急诊量大的时候，全院都要支持急诊。”

“在与新冠肺炎的决战中，医院所有科室都被按下了快进键，开始超速运转。”焦雅辉说。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一位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一周，病情越来越重的老人，暂时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的座位上，一边输液输氧，一边等待病床，丈夫和儿子在身边。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快给人腾地方，让后面的人能住进去”

在河北的那家二级医院，感染高峰过后，医院的住院人数从最低点的300多人增加到700多人，而医院原本只有600个标准床位，现在却收治了近1300名患者。

“我工作20多年了，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快的上升。”冯小妹说，“呼吸科的患者占80%。”但是呼吸科没有能力把这些病人全部收进呼吸科，医院的成人医疗系统都在接收呼吸科的病人。

一开始是呼吸科，后来心内科、肿瘤科、神经内科、肾内科、内分泌科、老年病科、中西医结合科都开始接收。“只要有病人，我们就得接受他们，因为我们不会让他们推。其实政府也有文件要求医院收治多少病人。”冯小妹说。

“我们不去想它应该是多少

刘告诉记者，最近很多人打电话给他要病床，甚至有外省的病人想坐飞机去他住的上海，但大多数都被他劝阻了。“没有床。现在基本都在等。你解决不了。”

“因为基础疾病多，床位占用时间比较长，床位周转率其实挺低的。”冯小妹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有100多名出院病人和150多名住院病人，出院病人占住院病人的三分之二。在秦玉红看来，“大病来得慢，去得也慢。”

2022年12月，许多地区的医院发布了“新冠肺炎重症监护室扩建所需医疗设备紧急采购项目”。采购设备包括：病床、呼吸机、床边监护仪、大流量氧疗设备、除颤器、ECMO等。采购预算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在北京朝阳医院，医院设立了15个综合治疗病房，开放床位538张，其中危重床位69张，救治危重患者，缓解急诊压力。在四川省人民医院，ICU床位从200多张扩大到500多张。在广州，市政府投资8.95亿元购买了2.2万套医疗设备，并计划将ICU重症监护床位从455张增加到1385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2年12月27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2月25日，我国重症医学总床位数为18.1万张，即每10万人拥有12.8张床位。“目前全国整体的床位资源和设备资源可以满足危重患者的治疗需求。”焦雅辉当天表示，“目前正在经历重症监护高峰的省份，重症病床资源已经接近临界值，需要进一步扩大重症病床资源或者加快重症病床周转。”

一个月前，2022年11月2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彦洪提到，当时我国每10万人危重症床位不足4张，“要补齐危重症服务短板”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中国的危重病床数量增加了两倍多。

在发布之前，冯小妹的医院已经收到了河北省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发出的文件，要求扩大危重病床。“要求达到10%的医院床位。比如我们有600个床位，就要达到60个床位。”冯小妹说，“扩容后，达到60是没问题的，但还是不够。”

“现在连针都插不进去，水也灌不进去，床都到极限了。只能等，一个转走，一个再进。”秦玉红说，有些病人病情稳定后会先转到其他病房，有些病人病情稳定，原则上还没有达到出院标准。但是，为了让更多的危重病人及时活下来，他们现在可以先回家。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一名患者被救护车送往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室，医生护士合力将他抬到急诊室病床上。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2022年12月21日，在北京佑安医院，急诊医生南庚遇到了一位75岁的老人。“90%的人吸氧，70%的人不吸氧”。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后，被转到新冠肺炎病房住院，10天后出院。

出院那天，正好是2023年新年的第一天，患者家属告诉南庚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的消息。“我很开心。”她说，“老人跟我说，‘我觉得床紧了，基本要恢复了。请给别人让点地方，好让后面的人能进来。"

“我们每天接待很多C楼的住院病人，但床位相对不足是事实。”闫楠告诉记者，因为需要住院的病人很多，医院一直在积极协调疏通床位，只要有床位，就会马上把病人送进来。

北京佑安医院还将急诊观察区划分为B5和F两个观察区，分别关注基础疾病和新冠肺炎，避免交叉感染

在河北某地，重疾高峰到来后的20多天，尽管医疗资源已经持续超负荷运转，患者的治疗压力并未得到缓解，但患者在医院治疗的流程正在逐步合理化，趋于平稳。由于各级医院都在扩充床位，转诊情况比半个月前要好。

“在那段恐慌期之后。”冯小妹说，“大家都会专心治病。”

在冯小妹的医院，来医院的病人白天可以去各个专科门诊或者呼吸科，专科门诊晚上就停了，病人先去急诊。急诊科对病人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分级，然后将他们分流到其他科室。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看哪个科目，而是哪个科目有床。”冯小妹说，“医院正试图接纳所有这些有医疗需求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一些恐慌或者不良事件。”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输液大厅，一名护士正在为患者换液。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看似缺床，实则缺人，全员都是兵。

近一个月来，冯小妹所在医院调集了综合ICU、呼吸科、心内科、神经内科的ICU力量救治新冠肺炎感染后的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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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ICU主要收治年龄很大，需要机械通气的病人。专科ICU可以做一些生命体征监测和基本的呼吸支持。”冯小妹说，“但是资源还不够。我们把其他科室的医生调过来，扩大到ICU。”

然而，冯小妹知道很难在短时间内整合一个专业的批判团队。“还有呼吸机、输液泵等设备也不能一下子到位，需要提前准备。”冯小妹告诉记者，“一个聪明的女人没有米是很难做饭的，更不用说批判性地看待这个问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武汉当时就是这么干的。”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也有同感。“重症肺炎住进其他病房也没事。这个环境是有的，但是没有厉害的人力资源。”

早在2022年12月9日，医政科主任焦亚辉在发布会上就指出，专科ICU要按照综合性ICU的标准进行扩建、改建和建设；对专科ICU的医护人员进行全面的ICU知识和技能培训，确保在需要时能迅速补充到重症医学专业队伍中。

在北大国际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发布前收治了八九名重症患者，现在重症患者已经增加到18名，其中超过50%是感染新冠肺炎后重症住院。科室还有6张免费ICU床位，但护理人员不够。

“现在三班倒，我们27个护士只能接诊18个病人，会死的。”李刚告诉记者，“ICU的医疗安全和护理安全与人力资源密切相关。人力资源的缺乏与ICU的死亡率密切相关。”

在李刚看来，对重症科来说，最重要的是对医疗资源的挤兑。

李刚告诉记者，重症监护室的标准床护比是1: 3，即一张床三个护士，而现在一个护士要看两张床。尽管如此，ICU仍在保护非新冠肺炎感染患者的危重治疗，如危重孕妇、脑出血、心肌梗死等患者。

ICU的医护人员不可避免的会因为感染而减少。"最多只有一半人在这里。"李刚说：“还是小伤，但不能带病停工。”在他看来，很多医务人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牺牲了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在临床上全身心地救治每一个危重病人。

后来医院从其他科室调了三个护士过来支援。但由于缺乏ICU的治疗经验，他们不得不与其他护士一起做一些辅助工作。"呼吸机、吸痰、循环监测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李刚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在ICU做护理的，除非呼吸ICU的医护人员来sup

“我们的工作量已经比ICU大很多了。”急诊科主任秦玉红说，“近40名重症患者，有17、18台呼吸机。我们自己的医生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技能。”

紧急情况发生后，医院从内科调来了18名医生和60名护士，包括来自RICU和CCU的医务人员。但急诊科主任秦玉红还是觉得人手不足。

他带着急诊科的医生和从RICU和CCU调来的医生，管理了近40名危重病人。“现在超载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老人在等，进不去，很沉重。”秦玉红告诉记者，“现在，最让我们难过的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不能把该接手的病人都接过来。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秦玉红估计，每天来看病的病人，有5%还是重症。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一位老人躺在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候诊区，吸氧。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在河北的二级医院，也使用了呼吸科以外的内科和外科人员及床位。

“比如楼层相邻，内科可以占手术床，内科医生去外科查房。通常情况下，手术会帮助照看这些病人，护士会帮助更换液体并进行一些治疗。”冯小妹说，仅仅依靠呼吸科肯定是不够的。医院采取科室共管的模式，确保住院病人得到救治。

“跟专业的呼吸治疗在质量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冯小妹告诉记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不需要想太多。我们都是医生。经过一些训练，我们可以完成一些基本的治疗。总比在街上或村里等好。”

这段时间，这家医院经常会根据诊疗指南和医院的实际情况，邀请ICU主任和呼吸科主任，利用晚上的时间，对医院的内科和外科医生进行在线培训。冯小妹告诉记者，最近，该省还组织了重症肺炎治疗的在线培训，而一些转移到呼吸科的医务人员不得不私下学习相关知识。

部分情况是秦玉红关心的。他还了解到，因为人手不足，很多医院开始抽调外科医生参与感染者的治疗。“风险很大。医生工作慢，个体化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很多基础疾病。最好有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专家来查房。”

秦玉红记得，2020年他在湖北支援的时候，医院的一栋楼里有400张病床，全新冠肺炎的病人都住在那里。“有医生管床位，乱七八糟的，质量没法保证”。

但他也知道，“你对此无能为力。现在已经超出了医学界的能力，只能牺牲。”很多地方很快也会面临和北京一样的问题，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像当年的湖北一样从外地调动大量人力支援。

“每个地方都是战场。你转到哪里去了？”一位曾经支持武汉的医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到处都是战争，你调节不了。”

最近，秦玉红收到了许多来自京外医生的求助，他们缺乏在新冠肺炎救治危重病人的经验。“他们现在经常给我打电话，问我怎么治疗这个病人。”秦玉红告诉记者，“他们看纸的时候不一定用。把言语变成行动并不容易，有些指标，比如煽动性风暴，是无法监测的。”

但对于这个三年前支援湖北的医生来说，三年后很多治疗经验派上了用场。

“上次回去的时候，我对这个病一无所知。”秦玉红说，“但这次，我有了一定的了解，治疗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照第九版，我们甚至做得更细致了，对于重症的治疗效果好了很多。”

在疫情应对和处理经验更丰富的上海，在感染高峰到来之前，很多医院就提前布局。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务部主任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医院成立了由60名左右具有援武汉、守上海经验的危重病专家组成的会诊组，并组建了由70名医生、140名护士组成的危重病后备队伍。与此同时，它扩大了重症监护床位，并储备了呼吸器、监护仪和其他设备。

广州通过医疗机构招聘公告招聘医务人员1412人，动员和返聘退休医务人员960人投身医疗事业。在安徽，当地培训了6000多名重症监护医师，远程培训了20000名重症监护病房护理人员。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阳，一位老人在北京朝阳医院发热门诊输液。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总结经验，给下一个城市

目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已经从“感染预防”转向“健康防护和重疾预防”。1月8日，新型冠状病毒中的感染将从“B类A管”调整为“B类管”。

负责北京两家定点医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救治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在北京定点医院接受治疗的感染者中，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比例为3%至4%，前来就诊的多为普通患者。

“事实上，病情不会突然变得严重，”上海第一和第三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刘告诉记者。“在抢救资源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如果得到有效治疗，他不会变得很严重。”

2022年12月中下旬，他注意到Xi安有一个28岁的小伙子，被感染后在家待了很多天。他在去医院之前病情恶化了。他最后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去了ECMO，但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很多老年人感染后也有“无声缺氧”的问题。

“让老百姓自己判断这个事情。他不是医生。你怎么知道？”刘说，“对我们来说，培养外科医生比培养普通人容易得多。如果他干预了，就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

在他看来，即使患者得的是“白肺”，1小时内的治疗结果与8小时或24小时后的治疗结果完全不同。

他建议，对于那些肺炎患者，应该全部收集，“全部接收在病房里进行治疗，哪怕是由外科医生管理，也比他呆在家里好”。曾经支持武汉的刘，觉得“武汉当时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把应收的都收了，把肺炎病人都早一点送到医院”。

2022年12月27日，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扩大全国危重病资源，医疗机构要扩大急诊会诊能力和医院床位，最大限度地收集和救治危重病人。

焦雅辉还强调，危重患者救治的重点是前移，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基础疾病老年人进行管理，根据其健康风险等级实施分级健康管理。同时，强烈建议或呼吁老年人加强疫苗接种，预防和减少重症和死亡的发生。

“如果只是被动等待，等到病情严重了再来医院接，那么我们三级医院的资源总有饱和的一天。”焦雅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来。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三年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往前走，早期的干预和治疗可以防止病情由轻变重。”

许多医生告诉记者，早期识别对预防严重疾病很重要。很多来医院急诊的老人都在家里呆了很久。事实上，有些老年人的血氧饱和度低于正常水平，只是没有及时发现。

“一方面，我们希望普通人没事干，少去医院，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peo

现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刘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尽早送来血氧仪，以便判断病情变化，及时就医。“在科学仪器面前，可以减少患者的误判。”055-79000临床分类中判断“重”的标准之一是“静息时，吸入空气时血氧饱和度93%”。

2022年12月27日，北京丰台，一位老人在某医院急诊室吸氧，同时用血氧计测量血氧饱和度。血氧计显示他当时的氧饱和度是91%。中国新闻、中国青年网记者李强/摄

急诊医生南庚经常在口袋里放一个手指夹式血氧计。巡视中，他测量病人的血氧饱和度，及时关注病人的病情。“这种病进展很快。”南庚告诉记者，她有一次发现一个病人中午还好好的，下午血氧测量就不太好了。她开始协调医院床位，半夜被转入ICU。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文，要求做好新冠肺炎重点人群动态服务，“关口前移”。其中，各地要积极组织为65岁以上新冠肺炎感染重度风险、行动困难的重点人群发放血氧计，指导其在家自测血氧饱和度。

秦玉红也认为，预防重疾非常重要。应该尽快给高危人群“特效药”，“不能再拖了。”同时，要让社会减少与老人的接触。

“现阶段，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如何保护高危人群，比如儿童、孕妇、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这些有基础疾病的弱势群体。预防、控制和治疗必须围绕他们进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传染病专家告诉记者，在感染高峰期，应该尽量避免高危人群感染，这样我们的医疗系统才能更好地应对。

“现在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其实也应该呼吁大家要学会保护高危人群，自觉保护。”上述传染病专家告诉记者，要有意识地与高危人群保持距离，避免接触，尽量不影响或少影响。

现在所有正在迎来重症高峰的地区，都面临着重症患者涌入医院，重症床位资源接近临界值的局面。

“当医院的运营资源超负荷的时候，真正的压力肯定会落到个人和家庭身上，他们会变得焦虑无助。”这位传染病专家说，“真正有危险的人，高危人群，还得拖在家里，最后得不到治疗就很糟糕了。”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有的地方战战兢兢地等待感染高峰，有的地方想尽办法迎接感染高峰，有的地方继续承受着感染高峰后重症高峰的压力。三年来的治疗经验，有的正在见效，有的还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摸索。

“城市之间还是有一定的高峰期的。我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给下一个城市。”刘说，“效果会更好，把损失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