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天安门毛主席像的传奇老人 走了？
1949年9月初，
“汽车快一点”周给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为天安门门画一幅毛主席像。
据环球人物微信消息，2023年1月3日15时06分，周先生逝世，享年104岁。
曾为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设计或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少先队旗、共青团会徽、第二至第四套人民币.
生于战争年代，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青春。他以手中的画笔为武器，为全国的中国人创作了一幅巨大的、鼓舞人心的画作。
赵周的一生光辉灿烂，令人钦佩。在他的一生中，《环球人物》名记者不止一次与他有过很好的交谈。2019年，周参加了我们的“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展”；在那之前两年，他也接受过我们的专访。
2019年9月26日，周在参观“不忘初心致敬新时代——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时休息。
采访中，当记者问及细节时，周常常回：“这个问题你问不出来，都是在考我，我都记不住了！”但时间也可以让很多事情变得更光明，更持久，比如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为国家设计形象的日子，他一生的良师益友，历久弥新的爱情故事……
记忆中的海浪冲刷着沙滩，剩下的全是真诚和感动。
日军破城前，
在黄鹤楼画抗战壁画
赵周生于1919年，一个动荡的时代。7岁离开湖南平江，到长沙学画。16岁入武昌艺术学院三年级。毕业后被叔叔送到上海学习印刷制版。
1937年，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件”。周的住处被日本人的流弹击中，他差一点丧命。那一年，18岁的周坐上了逃亡的列车，开始了他用艺术抗敌的青春。
一年后，他搬到武汉，在国共合作时期，在军委政治部三馆美术部工作。当时政治部副部长是周恩来，三馆馆长是郭沫若，艺术处处长是田汉。
1938年的武汉不仅是日军进攻的目标，也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文艺界人士纷至沓来，郭沫若、田汉等人一次次推动抗日宣传活动。
7月，政治部三馆开展保卫大武汉宣传周。周工作的美术系美术科的任务是在黄鹤楼下的武昌墙上创作一幅巨幅画《全民抗战》。
1938年，周参与武汉黄鹤楼壁画创作《全民抗战》。
素描很快完成并通过审批，美术系的画家都出去了。赵周和他的队友们自己搭建脚手架和梯子，用石灰抹平凹凸不平的墙壁，用简单的绘画工具和颜料进行绘画。初夏初秋，烈日当空，城墙上热得油漆工的背和手都被烫破了皮。
周年轻而灵活，所以他负责油画的上半部分。他回忆说：“当年我没有恐高症。我翻过栏杆站在梯子上，没有系安全绳。画画的时候，一手拿着画板，一手拿着梯子，另一只手在墙上画画，画不同的部分时还会摆动梯子，就像玩杂技一样。”
在舷梯上，周望着一望无际的长江，耳边响起了慷慨激昂的大合唱《三三五四》。在宣传周期间，数十万人高举火炬，沿着河边游行。冼星海指挥合唱团在船头唱《太行山上》，田汉带领众人在岸边唱《义勇军进行曲》。夜晚，蛇山和长江火红一片。
九月《全民抗战》。当时，《新华日报》报道说，当你经过武昌的汉阳门时，你可以看到
周离开武汉后，带着他的队伍撤到长沙，然后在长沙失火的当天到了桂林。后来去柳州参加抗敌话剧团，设计布景，演配角，甚至随话剧团去缅甸慰问远征军。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从缅甸经昆明到广州。两年后，他来到上海，经田汉介绍，在上海育才学校美术组任教。
回忆起自己的青葱岁月，周说：“一路上，云贵山、苍山洱海、瑞丽风光、怒江激流、大理民居、傣族竹楼，但在战时，到处都是废墟、破车死马、烧焦的青山和焦土，一路写生，我记下了山河遭受多大破坏的情景。”
在天安门城楼上画毛主席像
1948年，在好友的介绍下，周结识了时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的徐悲鸿。徐悲鸿很赏识周，并聘请他到美术学院实用艺术系任教。
解放后，艺术学院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因为没有大礼堂，很多全国性的会议都是在美院的礼堂里召开，布置会场的任务多在周身上。在几次会议上，他画了毛主席画像，效果很好，“阿auto更快”这个名字被很多领导知道。
1949年9月初，周这位“汽车快车手”接到一项重要任务：为门画一幅毛主席像。
毛主席画像。
接到任务后，周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来到广场，在城楼上正殿外的东墙下搭起脚手架，开始干活。
他选取的参考图像是毛主席在北平和谈时的照片：主席戴着八角帽，领口敞开，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背景是鲜红的。
照片很小，要放大成高6米、宽4米的大画，还得“人工放大”很多倍：周先把小照片用正方形方块填满，再按每个方块放大一个小稿，再用同样的方法把小稿上的画面放大。一次又一次，我们检查和放大，这逐渐成形。
在那十天里，周和夫妇每天天一亮就带着一天的干粮登上城楼，一直画到天黑。
9月30日，画完成。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专门来看过，评价说：“喜欢！很像！”但他觉得开国大典毕竟是很严肃的时刻，还是扣主席的纪律好。赵周连夜修改，扣上敞开的领口。
结果我躺下没多久，周恩来总理就来看我了：图上有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塔上看不清楚。最好把它们去掉。
画像一直挂在广场上，只有周自己能“上去”。“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高的电梯或者梯子，我们就用铁丝绑了两三个梯子，爬上去够到画。我手里拿着颜料、笔和桶摇摇晃晃地走着。那些字很宽，我会爬上去画一部分，然后爬下去，把梯子挪过去；爬上去画一部分，然后下来搬梯子……”
天亮了，画像被修改了。几个小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广场，站在画像的正上方。赵周亲眼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感到无比自豪。“可惜当时没有相机，连一张工作照都没留下。”
1949年开国大典资料照片。
建国之初，一片废墟。周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骨干，参与了许多国家形象设计。1950年，在张定和张广玉的领导下，他参与了国徽的设计，现在国徽上的“五星”就是他提议的。
周参与了国徽的设计。
除了国徽、团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周编写或参与设计。
怀念以前死去的妻子
1950年，周接受了设计和绘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任务。为了隐藏妻子，他直接住在北京印钞厂，一次又一次地去故宫、颐和园，在那里的石雕、青铜器上寻找灵感。1955年，奉命绘制第三套人民币。这一次，他把妻子带了进来。他负责整体设计，陈若菊负责图案设计。
他也忙于教书育人。当时，中央美院有很多名师：庞薰琹、张广玉、郑可、常莎娜.除了讲课，周还担任班主任，在学生中很有威望。
他的学生，现为美术大师的韩美林说：“周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水墨老师。我至今还记得在他的带领下学习和掌握各种艺术规律，参加各种艺术实践和创作活动的情景。”
平日里，周没有对女儿发过脾气，尤其是陈若菊。“我们不像其他夫妇。我们从不吵架。我们总是一起学习，一起创作。”周伟说。
陈若菊，周的学生，出生于书香门第。那时她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解放后，陈若菊作为助手帮助周工作。周用一封情书赢得了陈若菊的心。
1949年7月，徐悲鸿在自己家里为周夫妇举行了婚礼。他不仅作为见证人，还给了他们一张精心绘制的《双马图》。
60多年来，周和陈若菊一起旅行，一起创作，在生活和工作上互相支持。2012年，这对夫妇还为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创作了两幅壁画：周画《京东粮道》，陈若菊画《凤舞<爱尬聊_健康养生>朝阳》。
周和陈若菊。
2013年11月，陈若菊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周十分悲痛。采访时，身后有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他拿起照片，不断抚摸它。突然，他哽咽了：“这是我的爱人。很遗憾她走了。她怎么会走了？陈若菊，我只能在梦里看到。”
采访结束时，与记者和摄影记者一一握手道别。
那朴实的神情，让人想起了著名画家余风对他的评价：“说到周，在我的印象里，还是三三五四的，抗战初期‘八一三歌唱队’的小伙子。他穿着旧棉袄，灰布帽上挂着剪纸做的红星，操着湖南话的普通话，带着孩子般的笑容……”
周老，旅途愉快！
